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主场外交愈加活跃，已成为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智慧的重要舞台，“主场”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阵地的优势与潜能也日益凸显。有学者将“主场外交”与“国际传播”两个术语结合，创新性地使用“主场传播”这一术语来指代主场外交中的国际传播。本文在此基础上认为，除了主场外交中的国际传播，在我国主场还活跃着更为广泛的国际传播活动。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主场传播都有更多可挖掘的空间。为重新理解在我国主场存在的多层次国际传播活动，全面发挥主场传播优势，本文将对“主场传播”这一概念进行拓展解读，并就如何进一步发挥主场传播优势，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效能提出若干建议。

主场传播的概念

近几年，“主场传播”这一术语零星地出现在个别文本中，其所指大多没有超出主场外交中的国际传播范畴。然而，在我国主场还存在着范围更广、类型更多元的国际传播活动，因此，主场传播应当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场”（field）原本是物理学的一个概念，指某个物理量在空间的一个区域内的分布，如电磁场、引力场。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在其著名的“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s）中引入了“场”这一概念，提出“心理场”（psychological field）或“生活空间”（life space），认为个体行为是个体需求和生活空间/心理场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的影响，如何通过改善城市空间、文化设施等环境要素来影响群体行为成为应用心理学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另一个有关“场”的著名理论来自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实践理论。在布迪厄看来，社会是由无数个场域组成的，场域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每一个场域都是一个具有某种系统性倾向，也就是某种惯习（habit）的独特空间，例如文化场、宗教场。惯习是一种结构性机制，“是一种小型的话语权，它不仅是个体自身存在的一种文化空间和心理积淀，同时也是一种小群体之间的话语通约”。行为体通过场域实践习得惯习。从勒温的心理场和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来看，行为体所处的场对其认知与行为有重要影响。

在国际社会这个实践场域中，具备资本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场域的主导力量，形塑场域的惯习，构建群体的心理。国际社会作为众多要素组成的集合，是一个包含无数个场域的综合性结构，不同的地缘环境、历史文化、法律规范等塑造不同的品格特征和价值取向。主场外交理论就是基于国际活动所发生的场域，认为东道国可以利用主场优势将自己的主张和理念纳入国际规范，增强国际话语权。

国际传播有主客场之分。与客场传播相对，主场传播就是以本国空间为场域，利用主场优势所进行的国际传播活动。跟传统的由政府和专业的对外媒体机构主导的对外宣传不同，主场传播是多领域、多层次、多主体协同参与的综合性、立体式、整体性的国际传播。主场传播具有以下五个特点：第一，主场传播的阵地在主场；第二，主场传播具有议程设置等主场优势；第三，主场传播统筹内宣与外宣，是内宣外宣联动的结果；第四，主场传播中的传播主体更多元；第五，主场传播的国际受众不局限于国家层面。国际传播是针对国际受众的传播活动，因此以“涉外”为核心，主场存在主场外交、在华国际组织、在华外国人群体、入境旅游人群等几个主要传播渠道。可以看出，主场传播是一个整合性概念，

把分散在不同领域的内容通过“主场传播”衔接起来，以此来挖掘、释放与提升不同平台在国际传播方面的效能。

对主场传播这一术语进行拓展性解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首先，主场传播将国内空间作为国际传播的重要实践场域加以分析，将研究聚焦在通常被忽略的国内空间。其次，主场传播作为整体性的国际传播，拓展了国际传播的外延。再次，主场传播在既有的主场外交理论的基础之上，强化了“主场”在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价值。

主场传播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方式

主场传播是全面提升我国国际传播效能的重要方式，其实践价值可以从国际环境、国内驱动力以及主场传播的自身特点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有效破除“西强我弱”国际传播格局对我国国际传播环境的制约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前国际话语场依旧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中国在“客场”获得预期传播效果的阻力较大。一方面，虽然西方话语的解释力在下降，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依旧顽固，西方价值和逻辑仍然是国际话语场的主导力量，全球仍然习惯用西方视角来诠释国际和国内议题。要打破这种不平等的国际话语格局绝非易事。另一方面，伴随着世界格局的重塑与中国的崛起，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冲突不断增大。为了压制中国在国际话语场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不断炮制“修昔底德陷阱”等话语陷阱对中国进行舆论打压，干扰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些话语陷阱“买账”，但是毫无疑问，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下，这些话语陷阱成为讨论中西关系的基本框架。中国想跳出这些话语框架引导国际與论，但由于“中国音量”与“中国体量”还不相称，中国依旧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被动境地。

而且，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传播面临的外部环境相当严峻，而在主场则能更有作为。

（二）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内宣外宣联动”的国际传播机制

从国内驱动力来看，首先，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内宣与外宣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传统的“内外有别”原则受到巨大挑战，构建内宣外宣联动机制势在必行。主场传播是统筹内宣外宣的重要抓手。其次，主场传播可以调动国内各部门加强国际传播的自觉意识。以往我们认为，国际传播是外交部等外事部门或者专业的对外传播媒体的分内之事，与其他部门关系不大。主场传播理念可以促使更多部门意识到自身在我国国际传播中的角色，并思考如何利用主场优势进行有效传播，切实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力。再次，主场传播可以提升民间力量的参与度，进一步推进构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协同机制。长期以来，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由政府和专业的媒体机构主导，民间传播主体的参与较为有限。这一方面源于民间力量传播中华文化的自觉意识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民间传播主体在对外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资源和能力有限。在主场传播理念的指导下，民间传播主体可以充分向内挖掘文化资源与传播受众，利用地方网络，实现在“家门口”传播中华文化。

（三）充分发挥主场优势助力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从主场传播的自身特点来看，主场传播具有天然的主场优势。其一，在主场传播的过程中，我国可以在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对象等方面更有作为。以我国主场外交中的媒体报道为例，中国媒体“在报道阵容、报道方式、传播路径等方面拥有更多自主权”。可以说，主场传播也是我国提升“自塑”能力与效能的重要方式。其二，主场传播可以更好地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场既是一个物理空间，也是一个包含精神空间、心理空间、表征空间等要素的社会空间。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的地缘空间、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过来的，具有某些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通的情感体验，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不能仅停留在媒体的文字或视觉表征里，还需要通过实地体验直接把握。主场传播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能够帮助国际受众对事物进行直接把握，产生感性认知，在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方面起着“背景板”作用。

发挥主场传播优势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路径

主场传播是一个整合性概念，旨在把分散在不同领域的内容整合起来，进而全面挖掘、释放与提升不同平台在国际传播方面的效能，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本部分结合主场传播的主要传播渠道，讨论进一步发挥主场传播优势，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效能的若干途径。

（一）利用主场资源“搭台唱戏”，掌握国际议题主动权

一方面，继续利用主场外交活动进行有效的对外传播。随着我国从国际社会的参与者转向引领者，中国媒体在主场外交中应该更主动作为，在“为我所用”的议程设置原则之下，结合国际社会的关切，在受到全球普遍关注的议题上充分挖掘中国经验，展示中国智慧，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

另一方面，充分挖掘驻地在中国的国际组织在传递中国声音方面的潜能，尤其发挥好由中国倡议发起的国际组织的作用。例如，2012年由北京发起、在北京成立、总部落户北京的“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城市为主体的全球性国际旅游组织，拥有覆盖全球85个国家和地区的242个会员（数据截至2023年11月5日），在旅游领域具有一定的国际话语权。如果能够充分利用主场国际组织的资源，搭建更多主场平台，中国就可以在国际议题设置、国际规范设立、国际制度建设等方面拥有更多主动权，贡献更多中国智慧。

（二）以人为媒，发挥外籍友人“文化传声简”作用

人是移动的文化载体，是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要鼓励外籍友人从他者视角讲述其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或旅游过程中的在地性体验，这是提升我国国际传播力的重要路径。

一方面，以他者视角讲述中国故事，使用国际受众较为熟悉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更容易被国际受众理解，进而能够有效地拉近国际受众与中国文化的距离。

另一方面，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外国人讲述的中国故事，提高了中国故事的可信度，更容易被国际受众接受，也有助于消除国际受众对中国官方宣传的质疑甚至抵触。其中，尤其应重视在华外籍友人中青年意见领袖的作用。青年人是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主要用户群，青年意见领袖在网络舆论形成过程中起着中介作用，在华外籍友人中的青年意见领袖是向更年轻的国际受众传播中国故事的重要力量。

总而言之，要重视外籍友人“文化传声筒”的作用，这可以与主流媒体相对传统的传播方式形成互补，塑造更为鲜活可爱的中国形象。

（三）以“沉浸式体验”增强外籍友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一般而言，外籍人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限，就算是长居中国的外国友人，也不一定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对于外籍受众而言，应注重其体验中国文化过程中的感官体验、感性认识，增强来华国际友人的“情绪在场”“情感在场”“心在场”。

近年来，沉浸式戏剧、沉浸式展会、沉浸式博物馆、沉浸式民俗体验等沉浸式体验逐渐成为公共文化打开的新方式。沉浸式体验的优势在于让体验者拥有感官体验与认知体验相结合的综合沉浸式体验。沉浸式文化体验应将外籍受众视为重要的目标群体，提高对外籍受众的吸引力，让外籍受众在沉浸式体验中逐渐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直观感受与感性认识，进而增强其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情感认同。

（四）培养扎根本土的国际传播人才，在主场发出中国强音

人才是第一资源，培养既具备国际视野、外语技能，又能够扎根本土、传播弘扬本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人才是发挥主场传播优势的关键之举。

长期以来，我们理解和培养的国际化人才更多是指掌握西方先进技术、了解西方文化的人才，忽视了本土文化在国际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导致在西方文化“引进来”方面人才济济，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方面人才短缺。基于此，可以大力发挥外国语类院校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优势，挖掘回国就业的留学生群体在国际传播方面的潜能，培养一批扎根本土、传播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人才，在主场发出中国强音。

（五）打造国际化语言环境，为主场国际传播提供语言保障

语言是交流的工具，没有良好的语言环境，交流交往就无从谈起。目前，全国多地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提高国际语言服务水平。

2021年北京市通过了《北京市国际交往语言环境建设条例》，规范公共服务中外语服务功能，这是首部专门针对国际交往语言环境建设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旨在创建有利于对外开放和交流交往的优良语言环境，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随着中国的国际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国内其他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应加快立法规范外语服务功能，为保障国际化语言服务水平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在站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来源：《青年记者》）